一是收留之恩。这要从1984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招生说起。记住那年法学系刑法学专业共招生两名,导师便是欧阳教师,但报考条件明确要求考生未婚。而我其时现已成婚,可我又十分敬慕欧阳教师,想报考他的研究生。所以我就耍了一个“小滑头”,在报名表“婚否”一栏中未填写。好在法学系未将我刷下,还给我寄来了准考证,参加了考试。接着法学系就派人到我的工作单位(其时的工作单位是安徽省六安区域师范学校)进行面试。欧阳教师问我是否成婚?面临教师,我也只好实话实说。当教师得知我现已成婚,踌躇了一会说,这届接收的研究生是要留所做研究工作的,但法学所要处理两地分居很困难,所以只接收未婚的。

  教师走后,我的心里一向很忐忑,其实已不抱什么期望了。不过,不久我就收到了研究生院给我寄来的选取通知书。我想,恩师在这里必定起了决定性的效果,假如恩师其时说不选取我,我也就无缘于教师门下。感谢恩师将我收留在其门下,做他的学生!

  二是教导之恩。我跟恩师做研究生的三年,恩师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要“多读书,勤着手”。他常说,搞文科的人不着手写文章,就像工人不做工,农人不种田。恩师的这句话对我来说,既是鼓舞,也是要求。

  三是怀爱之恩。就在我来北京读研的前一个月,我的儿子出生了,家庭困难是比较重的。恩师对我的家庭状况十分了解,也十分关怀惦念,经过种种量力而行的方法给予帮助支撑。能够说,恩师对我的怀爱已远远超出一般的师生关系,咱们之间能够称为亦师亦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