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祖成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，1960年结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同年分配到华师附中当语文教师。1977年，邵祖成参加了高考的语文评卷作业。尔后，从1979年到1995年退休，邵教师一直都“战役”在高考的榜首线上。

　　李统耀 广州市育才实验校园校长，数学高级教师。1965年从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结业，被分配到华南师范实验校园(现广州市育才中学)任教。参加了1977年高考的监考和评卷作业。

　　尽管早已退休，但邵祖成和李统耀两位教师却没有闲下来轻松享用晚年韶光。相反，他们不谋而合地重返耕耘了几十年的教坛，一个做民办校园的参谋，一个做民办校园校长。

　　承受记者正常采访时，两位老园丁精力矍铄、谈笑自若，叙述往事时娓娓道来，让人似乎看到三十年前康复高考时师生们的如火热心：“要把失掉的时刻追回来”！

　　“十年文革期间，校园简直都散了，彻底不成姿态。初中念2年，高中念2年，课都不按讲义上了。”邵祖成教师其时在华师附中教语文。他回想，什么诗词歌赋、名家名篇都禁绝讲，只能上毛主席诗词、“老三篇”，学《人民日报》和《红旗》杂志的社论。尽管“毛主席诗词是真好、真有水平，一首《沁园春·长沙》能讲好几堂课，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”，但光学这些明显不可。可学什么、不学什么，教师和学生说了都不算——校园是由军管的。“不叫几年级几班，叫做几连几排；一会儿学工、一会儿学农、一会儿学军。时刻简直都被荒废了。”

　　李统耀至今还对一件事形象十分深入。“1974年，我给一个班上数学课。进了教室发现整个乱糟糟的，没学生理睬教师，才不论你在讲什么。他们不肯意上课，觉得没意思、没用，我说那干什么呢？歌唱吧！”一说歌唱，学生们来了精力，《结业歌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一首接着一首。李统耀生得一副好嗓子，也跟学生一同唱。过了一会，会唱的歌都唱完了，学生也唱累了，李教师说：“歌唱够了，那我就开端讲课了。”下面的学生才乖乖听课。

　　“这也是无法之举，当教师的总要想办法调集学生吧！”李统耀回想，文革后期刮起了一阵“读书无用论”，学生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读书上头。教师则被打成“臭老九”，谁都能够踩上一脚，面子文雅化为乌有。许多教师无法改行，这也导致1977年高考康复后较长一段时刻师资极度匮乏。

　　1977年，党中央宣告康复高考，巴望改动本身命运的人们看到了期望之光，而中学教师们则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。“附中的教师群情振奋，咱们写联名信寄给广东省委，恳求将王屏山校长从教育局调回附中掌管作业。这个恳求得到了同意。”邵祖成回想。

　　但早年堆集下来的教育材料都被扔光烧光，讲义、教案、试卷统统没有。邵教师说，文革前的附中有十几万册图书，藏书量连一些大专院校都比不上。但文革开端后，有的书本被当成废纸卖了、有的被检查、有的被个人占为私有。十几万册书就这样流散，不知所终。

　　一穷二白的情况下，教师们决议自给自足。有的在家翻箱倒柜地找，有的向亲朋好友探问，能弄到一张纸都如获至珍。更多的教师自己着手编写教材，一边上课一边写，写好了就让校园打字室的工人刻钢板，用油墨印出来。那时分华师附中只需两个刻字的工人，教师们要印教材都要排队轮候。因此有许多教师卷起袖子自己刻钢板。邵祖成的作业热心感染了校园的一个老管帐，他自动帮助：“邵教师，你写好了就给我印。我白日作业，晚上就能够印了。”

　　所幸的是，华师附中的教师们在十年浩劫中根本得以保存。邵祖成说，即便在局势最严峻的时分，教师们都没有放松对本身的要求、坚持学习。拿语文课来说，早年的讲义不让教了，就自己研读古文、研讨毛主席诗词。“复课闹革命今后，教育水平没有滑坡”。

　　但另一方面，学生的水平却很不抱负，“跟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彻底不能比”。学生根底差、底子薄，教师们只能加班加点地给他们补课。那时华附的教师正午、晚上、周末都是在给学生补课。

　　而关于巴望上大学的考生来讲，良师更是难求。一旦听说有名师在哪个校园、哪个教室上温习课，考生们甘愿翻山越岭、从几十里乃至几百里以外赶来听。邵祖成说，其时的情形让他至今难以忘掉：教室里几十个座位济济一堂。椅子不行，学生从其他班上搬，有人还自带了小马扎。窗台上坐满了人，前后门挤的都是人。可教师一开声讲课，底下简直万籁俱寂。华师附中的领导也深受感动，每次都特别多印一些材料发给这些学生。

　　住校学生更是全天泡在书本里：不到12点不肯睡觉；晚上熄灯今后，还有同学就在走廊里、厕所里弱小的灯光下看书。

　　1977年的高考，广东省实施的是开卷考试，能够“抄书”。据邵祖成回想，语文考两个小时，其他的科目考一个半小时。语文作文题是“大治之年气候新”。“这个标题很好写，由于简直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说。”

　　“那时分社会习尚好，加上学生们上山下乡吃了亏，谁都想掌握时机，考试很规则。教师们监考也严厉，为国家选拔人才嘛！”李统耀教师说。他形象很深的是，后来十分注重的“高考考生能否如厕”问题在1977、1978年都答应，只不过要由教师伴随着去。也有极少数人做弊，但手法都比较“原始”。“首要是夹藏，很小的纸条藏在衣服里带进考场，字特小。有的女生还把纸条藏在裙子里，进了教室再悄悄拿出来看。”

　　三十年前，送考教师们能够享用一些现在没有的“福利”。“开考今后，每个考场的主考能够拿一份试卷给送考教师，咱们就在考场外面研讨试题，不至于干等。”其他一个“福利”是：考场给其他校园送考的教师组织了“备考室”。教师们能够给学生做临考前的辅导，学生考试去了教师也有个当地歇息。“不像现在，教师送完学生今后就得处处找当地打发时刻。”李统耀笑着说。

　　高考完毕，考生松了口气，改卷教师就忙开了。邵祖成参加了语文评卷，地点在黄华路的省委党校。头两三天是试评，由“大评委”进行。所谓“大评委”，便是从中学优秀教师中选拔出来的带头人，由他们掌管评卷作业。大评委从广东某一区域的试卷中抽取样本，评卷和洽谈后拟定出评分标准，再推行到一切的评卷教师中去。比如说，10位教师挑选出20份试卷，每个人分别对每一份试卷打分，然后把这些分数汇总起来取一个平均值。用这种办法确认什么样的作文是什么层次，并清晰扣分标准：什么叫离题、什么叫“敬而远之”，错别字要扣多少分，书写不清楚扣多少分。

　　在邵教师的形象中，语文改卷继续了半个月。其时的作业十分严重，正午不能歇息，连元旦也没放假。邵祖成介绍，其时2～3名教师改一份试卷，有教师专门检查，以保证质量。“但咱们都改得十分仔细，简直不需要监督。文革十年，耽误了多少人！咱们都觉得要爱惜人才，心里有一种使命感。” 碰到写得好的作文，教师之间会相互传阅、一起赏识——那种发自心底的高兴，似乎是自家的小孩写了篇好文章。

　　作为中学骨干教师，李统耀参加了1977年高考数学的改卷。他记住，每个考场的试卷就装在一个麻袋。“真是时刻紧、任务重，每天都要改十几麻袋的试卷。”这一年的高考改卷教师悉数从中学里抽调，数学科的评卷点定在广州市十六中。李统耀回想，改卷教师分红小组，每个小组担任7～8道题。而最终的两道大题许多学生不会做，一个字都没写，“改出许多零鸡蛋”。

　　他还记住，1977年改卷教师的补助是：半条鱼、1个鸡架、1张热水瓶票。但咱们都很知足：东西尽管不多，但这说明政府是注重高考作业的。

　　倏忽30年曩昔，现在年年的高考都触动着全国上下的目光。李统耀感叹：“1977、1978年的时分，高考并不是一个大众论题。不考大学仍是能够当工人、从戎，干其他作业。可是现在，独生子女们身上寄托着整个家庭的期望，考大学是他们人生和家庭的要害一步。”

　　邵祖成教师也以为，尽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学再三扩招、高等教育大众化，但“只需有社会分层、工作分类”，竞赛仍然会很剧烈。近几年从注重“学历”到注重“校历”(即从哪个校园结业的)的习尚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　　1977年今后，高考作为首要的人才选拔方法，其重要性被无限扩大，补课等现象随之应运而生。据李统耀回想，小范围的补课从1978年就开端了。许多校长对补课的情绪也是爱恨交织，百般无奈。他还记住：“有个校长说，我要是给学生补课，教育局就要骂我教育思维不规矩；我要是不补，家长又要骂我苟且偷安。”

　　现在，康复高考的重要意义现已毋庸置疑，但高考的种种坏处也屡次被人所诟病，乃至有人提出要废弃高考。作为一名老教育作业者，邵祖成教师总结了自己的观念：“高考并非‘万恶之源’。高考变革要考虑我国国情，我国的高考变革首重公正。”(记者黄茜 通讯员区竞志)